党的理论的百年探索

《党建》杂志2021-07-12

作者：李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回顾党的理论百年探索走过的光辉历程，能给我们很多的重要启示。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探索的起点。

一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理论百年探索的第一个重大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正确道路。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最大困难，就是要在一个农民占主体的东方大国进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稳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一历史性难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过。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通过共产国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给予了积极指导。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探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列宁逝世后不久，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逐渐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内，给大革命后期到遵义会议之前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带来了严重损害。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主要在本世纪（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迈出的决定性一步，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是突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关键一步，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进行理论探索的关键一步。此后，毛泽东同志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针对教条主义响亮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形。从1927年10月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秋形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到1929年12月形成古田会议决议、1930年1月和5月相继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这一进程揭示了一个道理：没有创造性的革命实践，就不可能产生创造性的革命理论；没有冲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的创造性的革命理论，也不可能有创造性革命实践的蓬勃发展和最终胜利。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标志着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开端，也标志着全党独立自主进行理论探索的伟大思想觉醒。然而，由于革命斗争异常艰苦，又由于教条主义错误有着特殊复杂的国际背景，全面清算教条主义错误影响的延安整风直到全民族抗日战争中期才正式开始。但在此之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清算教条主义错误的工作，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这就是1937年夏毛泽东同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

第一，重新确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知行统一观。既然教条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割裂、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因此使党的理论探索走上正确轨道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通过《实践论》确立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同志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正如《实践论》的副标题所表明的，这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哲学基石的科学著作，所要着重阐明和解决的是“知和行的关系”，确立知行统一的观点。《实践论》最后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第二，重新认识和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教条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过分强调普遍性原则，忽视以致代替事物本身的特殊性。教条主义无限夸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断，无限夸大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某些具体政策和经验，不顾时代、国情、时间、地点、具体对象的变化，错误地将普遍性凌驾于特殊性之上，甚至用普遍性取代特殊性。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通过阐述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关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正确的思想通道。他深刻地指出：“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他还深刻地指出：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存在着一个紧密联系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对教条主义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由此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当首先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入手，从对特殊性的把握上升到对规律性的认识，不断实现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这两个认识和发展真理过程的良性互动。可以说，实践第一的原则，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从矛盾特殊性入手的原则，又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第三，创造性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道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确立了，从矛盾特殊性入手的方法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怎样认识中国实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着重阐释了这些问题。鉴于教条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言必称希腊”，对自己的事情则不甚了了，隔断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历史文化、本国革命具体运动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三大学习任务：一是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二是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三是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关于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指出：“不应当把他们（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关于系统研究中国历史，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关于系统研究中国革命运动，他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做到了以上这些，就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上大大向前迈进一步，也就能够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以上对教条主义的清算，使得毛泽东思想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迅速发展，并得到多方面展开，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理论。特别是在延安整风彻底清算教条主义错误、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新阶段，并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充分展现了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伟大的实践，标志着中国已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开端。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的理论探索面临新情况、肩负新使命、进入新阶段。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系的形成与接续发展，成为党的理论百年探索的第二个标志性成果。

当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同我们党在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面临的课题，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要破除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迷信、对僵化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探索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同样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伟大创造。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基础、积累了重要经验、提供了理论准备。

同时也要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理论探索又是全新的。一是要从“文化大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中彻底解放出来，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平反长期积累的冤假错案，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进创造条件。二是要彻底革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实行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三是要紧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世界步伐，努力缩小正在拉大的高科技和金融产业等领域的国际差距，大胆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这三个方面归结在一起，就要在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着力推进理论创新，通过改革开放，探索出能够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整套体制机制来。

在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种计划经济体制，适应了当时集中力量建立工业化基础，是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现代国防实现从无到有转变的迫切需要。尽管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要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号召。但是，任何一种体制机制问题，总有一个变化、积累和暴露的过程。不到一定程度，是不可能对其问题有充分和深刻的认识的。况且，这种状况反映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观念上，将计划经济手段误以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等片面观念根深蒂固，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而到了改革开放历史任务提出之时，我国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不相适应的矛盾，也随之充分暴露出来。对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并相应地实现思想观念的解放，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这一伟大觉醒的起点，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的开端，正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里所说的解放思想，指的是从长期严重束缚人们思想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从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中解放出来。这又回到了毛泽东同志当年探索中国革命时反复强调的重要命题，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解放思想的过程，既是打破思想束缚的过程，也是大胆探索、开辟新路的过程。因此，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改革开放起步同全面拨乱反正紧密结合。实际上，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就会打开一片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新天地，正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一时期，农村改革率先取得成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大潮向城市纵深发展；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初见成效，有力地推动了对外开放从沿海向内陆拓展。与此同时，以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全面拨乱反正胜利实现。这两个方面汇为一体，形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理论创新成果，这就是该决议最后一部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所总结的十条经验。这一部分，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思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思想，提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要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思想，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科学论断。这些思想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部历史经验、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创造性实践的科学总结，成为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系的雏形。

正是有了如此厚重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的历史积淀，又高度凝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积极理论成果，邓小平同志才能够在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开幕词里郑重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还强调：“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

从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党的理论探索，有了鲜明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有了唯一正确的道路指引和理论指引。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本身，继续了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明的探索正确道路的科学方法，从矛盾特殊性入手，同时揭示其背后的规律性和普遍性。

此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造与理论创新，以五年一次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呈现良性互动与加速发展的趋势。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概括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党的十四大，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引下，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走战略作了具体规划，并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与此同时，围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为在1997年和1999年中国政府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铺平了道路；围绕跨世纪发展，又提出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等。以上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与实践，确保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世纪发展能够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趋利避害、乘风破浪。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解答和重大理论创新，推动着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深化。这也是党的理论探索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适时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明确要努力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并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在此基础上，又系统总结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认识上，实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境界，是党的理论探索的重大成果。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大开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征程后，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沿海与内地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生态资源对发展的硬约束问题日益凸显。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又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应对非典疫情实践、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经验中，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深刻分析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党的理论探索又一次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三

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理论创新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标志性成果，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

新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时代发展与思想引领相互促进、交相辉映。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能够展现思想伟力而且迫切需要以理论创新、理论引领打开新局面的时代。正是在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进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同时，正因为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党治国理政新境界、管党治党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正本清源、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中创立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无论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工作，无一不是从加强党的领导抓起，最终落脚在强化党的建设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一系列举措，澄清了以往的模糊认识，强化了党的领导和党中央的权威，从根本上扭转了党的领导弱化的状况。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全面从严治党、严惩腐败中创立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以顽强的斗争精神、补天填海的气概，正风肃纪反腐，挽狂澜于既倒，逆转了多年形成的“四风”惯性。全面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立规矩开始，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从“打虎”“拍蝇”的反腐攻坚战率先突破，严明党的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解决“灯下黑”，打通“中梗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冲破利益藩篱，铲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利益集团，有力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实践充分证明，把全面从严治党摆上战略布局英明正确，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校正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航向，使党经历了革命性锻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过程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创立的。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系统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通过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形成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军令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使我们党的长期执政水平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深邃思考、深刻总结，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懈探索、砥砺前行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

第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创立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为了紧紧抓住并处理好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我国发展经验，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它作为转换思想的新理念、推动工作的指挥棒，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顶住巨大风险压力、攻坚克难中上了新台阶，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民主政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第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创立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稳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理念、中国发展、中国方案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同时，中国强起来以后，会不会重蹈“国强必霸”的覆辙，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还首先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反对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

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成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行动指南，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这是一个历史性决策和历史性贡献，体现了党在政治上理论上的高度成熟、高度自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2018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郑重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实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全社会共同意愿。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又在民族复兴强起来的征程中取得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矗立起一座座精神丰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圆满实现；中华民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十四五”规划启动为标志，正在满怀信心地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切，继续彰显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伟力与实践伟力。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是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有效途径是“三个不断”，即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

不断深化认识，是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如果思想僵化了、停滞了，甚至偏离了正确政治方向，就会犯颠覆性的、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告诫全党同志要“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不断总结经验，是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总结经验要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是浅尝辄止，浮于表面；二是虚夸浮夸，“工作干得好，不如总结搞得好”。总结好的经验，必须靠真抓实干，必须靠真正解决问题，必须靠实践创新。

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是理论创新的最佳状态和最高境界。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要在伟大实践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我们要珍惜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和互动中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